You are the One

我爱您,只因为您对我是独特的那一个,所有道理消解。无论多少人试图把这段关系塞进他们熟悉的框架里,都无法改变您对我无可取代这个鲜活自在的事实。

上学那会儿,「午夜守门人」(「The Night Porter」)曾是校园外很多落魄影院、中低档录像厅的保留节目。

戴着党卫军制帽的夏洛特·兰普林(Charlotte Rampling)被纳粹符号封印的裸身,模模糊糊地印在宣传页上,发往男女生寝室。也许会有好心人告诉你:不要去看,什么都没有。然而,你按捺不住,还是去了,归来后一边愤怒声讨剪刀手的工作热忱,一边默默在心里为它打上“坏电影”的标签。

Max与Lucia,这一队主奴之间有没有爱,大概只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一段关系,“性”掺合进去的话,“爱”就令人怀疑——多年来,我们为这种观念守身如玉。尤其是,Max是党卫军看守,而Lucia是犹太女囚,主流力量只能允许我们期待这样的两个人完成一场你压迫、我反抗,宁玉碎、不瓦全的烈女传。

但,这种虐恋,可能真的存在过。

英国纪录片导演、作家劳伦斯·里斯,在他的《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中写道:在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强奸女犯并不新奇,许多士兵都这样对待“敌方”女性,但以下这个事实却可以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至少有一位党卫队成员爱上了在集中营工作的犹太女性。弗朗茨·温施与海伦娜·斯特洛诺娃的故事确实是奥斯维辛历史上最离奇的故事之一。


弗朗茨·温施与海伦娜·斯特洛诺娃

海伦娜来自斯洛伐克,1942年3月就被送到了奥斯维辛。头几个月被分到户外拆建筑、搬碎石。她“看了看周围的一切”,然后说:“我一分钟也不想活了。”为了活下来,她顶替一个刚死的女犯,混进整理衣服的营房,然而被“卡波”(犯人身份的看守)发现,要把她送到“惩戒分队”受罚,基本上就是处死的意思。

巧的是,那一天刚好是这一工作区负责人,一位党卫队士兵的生日。他就是弗朗茨·温施。“吃午饭的时候,”海伦娜说,“‘卡波’问谁歌唱得好,因为今天是一位党卫队队员的生日。我的嗓音很好听,却不想唱。但他们强迫我唱。我为温施唱歌时一直低着头,不想看他的制服。我一边唱、一边流泪,等我唱完,我突然听见他说:‘谢谢。’他轻声让我再唱一遍……其他女孩都说:‘唱啊!唱啊!他可能会让你留下!’于是我就又唱了一遍。那是一首我(在学校)学会的德语歌。他就这样注意到我,我想也是从那一刻他爱上了我。我的命就是这样保住的,因为一首歌。”

温施要求“卡波”让这个唱歌好听的女孩留在这里工作,这救了她的命。海伦娜一开始对温施很“反感”。之前她就听说他有暴力倾向,有人说他杀死过一个进行违规交易的犯人。然而温施一直和善地对待她。休假期间,他还给她送去几盒“小点心”。休假回来后,他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给她递纸条:“他走到我身边,给我扔过来一张纸条,我不得不马上销毁,但我看见了上面的字:‘爱——我爱上了你。’我痛苦极了。我宁死也不愿跟一个党卫队士兵在一起。”

温施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想出各种理由让海伦娜来见他。有一次,他让海伦娜来给他剪指甲。“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然后他说:‘给我剪指甲,让我看看你。’我说:‘绝对不行。我听说你杀过人,一个年轻人,就在围栏边上。’他总是说没那回事……然后我说:‘别让我再踏进这个房间……别让我剪指甲,什么都别让我做。我不给别人剪指甲。’我转过身,说:‘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多看你一眼。’于是他朝我大喊,他突然之间就变回了党卫队队员:‘如果你敢走出那扇门,我就要你的命!’他拿出手枪威胁我。他爱我,但他的面子、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什么叫你要走了?我允许你走了吗?’我说:‘开枪打死我吧!开枪吧!我宁愿死也不想再做个两面派。’他当然没有开枪,我还是走了出去。”

时间流逝,海伦娜渐渐感到,温施是个可以依靠的人。她有一种“安全感,我想,这个人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一天,海伦娜得知,有人见到了她的姐姐罗津卡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将要被送进焚尸场。她悲痛欲绝,不顾宵禁离开营房,跑到焚尸场。没过多久,温施找到了她。他先对其他人说,海伦娜是“我仓库里一名优秀的工人”,然后把她摁在地上揍,因为她违反了宵禁,这样,其他人就不会怀疑。他对她说:“赶紧告诉我你姐姐的名字,要不就来不及了。”海伦娜告诉他是“罗津卡”,并说她还带着两个小孩子。温施说“小孩在这儿活不了!”,然后就朝焚尸场跑去。

温施找到了罗津卡,把她拉出队列,说她是他的工人。但罗津卡的孩子死在了毒气室。他后来帮罗津卡安排了一份工作,让她留在海伦娜身边。罗津卡因孩子惨死而悲痛欲绝,但她仍然非常幸运,她在妹妹的保护下活到了战后。

其他女犯对她们两人怀有复杂的情感。“我的姐姐还活着,但她们的姐妹却没有,”海伦娜说,“我姐姐来了,温施救了她的命。这样的奇迹为什么不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失去了父母、兄弟、姐妹,失去了一切。就连那些曾经为我高兴的人,现在也不是那么高兴了。我没法跟朋友分享我的喜悦,我怕她们。她们特别嫉妒,嫉妒我的好运气。其中一个很漂亮的女犯人对我说:‘如果温施碰见你之前先看见了我,他爱上的肯定是我。’”

在温施救了姐姐后,海伦娜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最后真的爱上了他。他不止一次(为了我)冒生命危险。”但与奥斯维辛其他一些男女不同,这对恋人之间从未发生过性行为:“犹太(男)犯人在工作时爱上了各种女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溜到我们叠衣服的营房中,在那里做爱。有一个人帮他们放哨,如果有党卫队士兵过来就赶紧告诉他们。我却不行,因为他(温施)是个党卫队队员。”他们两人只有眉目传情、匆匆说出的情话和潦草写下的字条:“他会先东张西望一番,确定没人在听才对我说:‘我爱你。’在那个地狱里,这让我感到温暖,给了我鼓励,尽管这些话只代表着一段疯狂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爱情,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太不现实了。有些时候我会忘了我是个犹太人而他不是。真的。我爱他。但这份爱太不现实了。在那个地方,什么都可能发生,无论是爱情还是死亡,但大部分是死亡。”

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奥斯维辛”都知道了他们两人的感情,他们最终被人告发了。没人知道告密的是个犯人还是个党卫队看守,总之,用海伦娜的话来说,是个“卑鄙小人”。

海伦娜被带到“惩戒地窖”,温施也被抓了起来,但在遭到逼问时,两人不约而同地都一口咬定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经过五天的审问,他们被释放了。温施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与海伦娜的关系,继续保护着海伦娜和她的姐姐,直到奥斯维辛解放。

苏联红军逼近奥斯维辛时,在党卫队看守的棍棒下,冒着波兰冬天的漫天大雪和凛冽寒风,犯人们被驱赶出营,转移他处。他们身上单薄的囚服完全无法御寒。这个时候,温施向他深爱的女人——犹太犯人海伦娜最后一次伸出援手。他为海伦娜和她姐姐拿来“两双暖和的靴子,是那种有毛皮衬里的靴子。其他所有人,那些可怜的人,全都穿着用报纸做内衬的木底鞋。他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拿鞋子)。”温施对她说,他就要被派去前线了,但他母亲在维也纳,可以照顾海伦娜和她姐姐,因为等战争结束,她们就该“无处可去”了。最后,他把一张写着母亲住址的小纸片塞进海伦娜手里。然而,等他离开后,海伦娜记起父亲曾对自己说过的话:“别忘了你是谁。”父亲对她强调,她必须永远记得:“我是个犹太人,我要永远忠于犹太人的身份。”于是,她扔掉了写有温施母亲住址的纸片。


里斯的记述到此为止。男女主人公都活到了战后。温施后在奥地利受审,因诉讼时效的原因,没有受到处罚。其间,海伦娜和姐姐罗津卡曾经出庭为他辩护。

大部分关于这个故事的记述,差别不大。但在海伦娜和温施是否发生过性关系这个细节上,一些人的记述与里斯的访谈记录相反,他们说,海伦娜自己坦陈为了活命曾以身侍魔。也许,每一种记述都是真的,因为它们都来自海伦娜自己的陈述。在不同的对话情境下,出于某些目的,恐惧或是期待,当事人的陈述截然相反,也不见得就不可理解。重点是,海伦娜对自己爱上一个党卫军直言不讳,甚至可以上法庭为其辩护。

一些人的看法因此也就耐人寻味:海伦娜被描述为一个说谎者,一个背叛者,或者从最初的屈从走向堕落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这类叙事貌似大多出自海伦娜的同族。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大概也会认为,所有类似的、具有虐恋色彩的故事,不过是男权社会征服、占有、控制女性的一种想象。然而,在试图崩解男性中心主义的权力叙事之时,女性主义是否也在用另一种普遍性叙事压制或是无视某些边缘故事呢?除了因为这类故事不符合我们(或她们)的普遍期待,所以直指其为谎言之外,并无理由认为它就一定不是如此这般的真实。

站在海伦娜,或者Lucia的角度,在被指为某种综合征的典例后,她们更无可能自辩清白。因为如果她们反驳这种指责,恰恰会被认为是病态认同的表现。这正如要走出精神病院,最好是早日承认自己有病,如果你否认,将会被认为缺乏自知力,这恰恰是关于精神病的医学叙事的一部分。但在上面的例子里,自认有病,又恰好坐实了对她们堕落的指控。等待她们的,将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玛莲娜的结局。

在以一种普遍性话语对抗另一种普遍性话语时,那些边缘话语始终沉默。如此,无可避免地,我们走入了一种另类的诠释循环。或许正如福柯所说:“如果诠释没有终结,只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被诠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第一位、等着被诠释的,诠释已经是诠释的底线。”

普遍性话语本身,其实就意味着必然的对例外的压迫。有趣的是,当物体无法装进我们的盒子,我们可能会认为是盒子小了;但当事物无法匹配我们的认知框架,我们却一般都认为是事物有错。

不幸的是,爱情是世界上最多例外的事物之一。当我们说某两个人绝不可能相爱的时候,我们已经忘了在强大的不确定性面前保持谦卑,或是任性地想要挑战顽皮的上帝。我们最常做的事,就是用各种打着“规律”标签的叙事去努力重(歪)塑(曲)那些本来鲜活自在的爱情故事,门当户对的,阶级对立的,郎才女貌的,才子佳人的,强强联合的,等等。

“只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被诠释。”试图以简明的规律去诠释爱情的努力,却使得爱情变得超级复杂。实际上,爱情这玩意儿,简单得要死。

所谓爱,就是:You are the one.

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 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换个角度,《白马啸西风》,是海伦娜故事的古典纯洁版。

A-Lin的「现在我很幸福」,这样唱道:

他的手掌有种粗糙的体贴
他在我需要时候出现身边
被你伤的那些,崩溃眼泪
多亏他无私的奉陪
哪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
谁都不要再提醒那一段从前
有些事不面对,反而安心安全
你无权再动摇我的世界
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
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
可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再紧
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
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
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
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
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

这位“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的女性,却要对那个“曾让她哭泣”,“从不把她当成全部”的男人“义无反顾”。这是海伦娜故事的现代文明版。

每当听到相亲的人们谈论:关键是找到一个好人。我都沉默不语。这世上存在绝对的好人与坏人吗?可以把一个个体从他所处的环境和关系中剥离出来谈论其好与坏吗?

在海伦娜和姐姐罗津卡眼中,党卫军军官温施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拯救者,而这并不妨碍集中营里的其他人将温施视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奥斯维辛的温施并没有因为爱上犹太女子海伦娜变成一个“好人”,他可以一边偷偷向她传纸条卿卿我我,一边把其他他不爱的人送进焚尸炉,海伦娜也没有成为一个“坏人”,尽管她爱上了一个一般(方便)意义上的坏人,并为其辩护。

然而,“You are the one.”——难道这不也是一种诠释吗?是的,诠释的底线仍然是诠释。可是我们终究要停在某个地方,把心中的这条虚线,当成界限。

我爱您,只因为您对我是独特的那一个,所有道理消解。无论多少人试图把这段关系塞进他们熟悉的框架里,都无法改变您对我无可取代这个鲜活自在的事实。

updatedupdated2021-01-082021-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