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生于“恐惧的 70 年代”的暗黑片，有罪恶、有暴力、有性与绝望。
意大利记者沃尔特·曼奇尼（Walter Mancini）和妻子伊芙（Eve Mancini）到美国西部旅行。途中，青年科尼兹（Adam Konitz）搭上了他们的车。
不久，科尼兹对伊芙出言猥亵，夫妇俩才发现，他竟是新闻里正在播报的刚刚抢劫了银行的凶犯，他的皮箱里满装着 200 万美元。
科尼兹用枪逼二人就范，让他们带他逃往墨西哥。途中，沃尔特试图向警察求救，却被科尼兹识破，并且枪杀了两名巡警。
通向死亡的旅程被迫继续，科尼兹得知沃尔特是记者，突发奇想，请他为自己写传。也许是被他的凶残震慑，也许是无可奈何，沃尔特接受了提议。
三人停留在山间过夜，科尼兹请沃尔特说说这本书打算从哪里开始。
沃尔特给出了一个标准的答案：罪恶源自“悲催的童年”。
这样的叙事你一定很熟悉。典型如阿德勒1的名言：
幸运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如今，很多人越来越相信“原生家庭”的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公共媒体得知这一“人生要义”的。
继而，他们又被传授了与“原生家庭”决裂、接纳或是和解的秘诀。
之后，则在各种复杂而又矛盾的说法中，一边忍受焦虑，一边试图为下一代改变家庭环境，以便终结苦难的传承。
而在某种流行的犯罪心理学，或者声称事关犯罪心理的影视作品中，这样的“因果界说”比比皆是。
如果你喜读当下中国网络上的悬疑（罪案）小说，就会发现大部分作品主角不是法医，就是心理侧写师。恰好，这两个职业代表了科学的溯源与心理的溯源两种方式。
尤其是，案件一筹莫展时，貌似总会有一位“心理侧写师”出现，用基本相同的语言描述不同的犯罪者基本相同的童年──就像电影中的沃尔特所做的一样。
在这些作品中，心理侧写屡奏奇功，让人不得不相信心理学就像物理学一样，科学，精准，有效。
长寿美剧《犯罪心理》是一个典型，据说，它粉丝无数。
弗洛伊德不管用
然而，本片并没有像《犯罪心理》那样确证分析家的预言，科尼兹听了沃尔特的话，对他的臆测嗤之以鼻：
尤其是科尼兹言语中，对儿时家庭生活细节的描述，仿佛在宣示，我才是那个经历过自己童年的人──这极其浅显，却常常为很多自以为是的分析者所忽略。
沃尔特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好吧，看来弗洛伊德不管用。
虽然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相信原生家庭的那一套理论，但实际上，无论从小看老“正着推”，还是从老看小“反着推”，都会发现很多反例，就像本片科尼兹的例子一样。
所以，弗洛伊德不管用吗？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
弗洛伊德总是管用
在此后的路途中，科尼兹又自顾自解释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沃尔特显然是没能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于是他脱离事实本身，否认这个解释的有效性：
沃尔特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从“这是否是事实”转向“人们是否接受这是事实”。科尼兹却并不理会，他认定，父亲的“吝啬”就是他堕落的原因：
沃尔特最后的话，很有意思：
到底是谁没有搞明白呢？正如沃尔特所说，其实大多数人不但认为多拿了钱给人家退回去这类事，不但无过，而且颇有点“美德”的意思。
一个在拥有如此美德（大概率是清教徒）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如何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科尼兹自己的解释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多数人其实仍不愿相信。不要说 70 年代，就算现在，恐怕也有很多人不愿相信。
但在精神分析看来，这已经不是问题。
科尼兹的例子，其实不能证伪精神分析，或者所谓“原生家庭”规律。
精神分析发展至今，在经年累月的被挑战和被质疑，以及主动和被动的反击中，已成为一种精巧的、自我解释的、自我证实的闭环体系。
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养出一个糟糕的孩子，这是原生家庭的错误；一个糟糕的家庭养出一个出类拔萃的孩子，这可能是反向形成，或者升华的作用。
反过来，一个看来无可挑剔的美好家庭出了一个逆子，那也注定是某种隐形缺失导致的特殊的心理机制造成的。
比如，科尼兹的父母既可能因其言传身教造就一个“道德楷模科尼兹”，但也可能因其“压迫性的超我”养育出一个“杀人狂魔科尼兹”。
总之，今时今日，要质疑精神分析这类理论，是非常难乃至不可能的。
可问题在于：一种太过完美的理论，本身的意义性往往成了最明显的短板。
关于原生家庭的种种规律，其实已经造就了太多不知所措的父母，他们往往越是深入了解这些貌似深刻的知识，往往越是觉得：怎么做都是错的。
弗洛伊德到底管不管用
所以，弗洛伊德到底管不管用？还真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
因果与解释
一颗桌球撞击另一颗桌球，后者会向某个方向运动。自从世上有了两颗撞在一起的桌球，这情形始终未变。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是力的原理，我们知道，甲球足够力度的撞击是乙球移动的原因。科学研究要揭示的，就是这一类东西，称为“因果”。
然而，弗洛伊德的“童年是成人之父”并没有获得这种强稳定性。
虽然太多教科书与主流意见都将心理学视为一种科学（虽然科学性还不够强），但其实把这些实验室里的心理学就称为神经科学，也不是不可以。
一个关于“盲视”2的心理学实验，与一个关于“刻板印象”3的心理学实验，虽然人们不加区分地把它们都叫心理学实验，但二者有多少相似之处呢？
首先对象就不一样，一个研究的是脑神经，一个研究的是人。
人≠脑神经
实际上，所有被我们称为“社会科学”的学问，都只提供，也只能提供解释，并不提供因果——尽管很多时候，我们也方便地使用“因果”“必然”之类词汇，但那些结论显然没那么“因果”，也没那么“必然”。
严格来说，心理学仍然是所谓“社会科学”（且不论这个词是否合理），心理科学或者神经科学才是“自然科学”。心理学提供的不是因果，它提供的，是解释。心理科学才提供因果。
解释
解释，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孤立的事实联系起来，并使这种联系看起来具有某种合理性。
- 她是一个边缘型人格障碍4患者。
- 她年幼时遭受过性侵。
这本来是两句话，代表两个孤立的事实。
- 她年幼时遭受过性侵，现在成了一个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
- 怪不得她现在是一个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原来她年幼时遭受过性侵。
这样的句子，就提供了某种解释。
但，这些不是因果。她的边障，完全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哪怕她事实上真的在年幼时遭受过性侵。
解释的力量并不基于因果的事实性，而基于其类因果叙事的合理性。
所以，弗洛伊德，或者说精神分析始终只能提供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听起来合理，人们就倾向于相信，但任何一种解释都不必然是事实。
我们是人
为什么社会科学只能提供解释？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人。
人的自由意志决定了其对外界环境刺激的反应方式难以预测，何况，微观来看，相同的外界环境，对每个人意义都有差别。
一对同卵双生子（先天因素全等），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后天环境因素控制得也很好），但他们仍然可能，甚至经常会成长为心理特性有差别甚至迥异的孩子，而且，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他们走出家庭，哪怕只是进入幼儿园，这种差异会越来越大。
人，就是这样一种生物。
因为人不是桌球，所以没有那么必然的因果，只有不那么必然的解释。
你想让弗洛伊德怎样管用
即使在经典精神分析（至少在西方）已然没落的今天，它仍有其价值。
如果我们将精神分析的理论建构当成金科玉律，或者企图从特殊到一般地找到某些确凿无疑的“定理”，那恐怕你唯一可以发现的定理就是：
人受到他过往经验的影响。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既没有说明影响的方向，也没有说明影响的程度。
如同说“人会受到原生家庭影响”一样，这句话正确，因为几乎不可能不影响。
“我”，本来就是一个“化合”了过往经验影响、当下经验影响、未来期望影响的综合体。
所以问题本该是：这个人如何受到他过往经验的影响？（以至于他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便要求一个治疗师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对待你对面的那个人，而不是像对待一类人一样对待他。
至于精神分析“发现”的那些规律，比如众多的防御方式，只可以作为用于构建某种解释的基本思路，并且必须要和对方确认。
更重要的，这种解释必须要从对方讲述的过往经验出发，而不是从弗洛伊德的那些原理出发。
这种解释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解释是否让他觉得有理，让他觉得终于为自己当下的困扰找到了历史脉络。
所以，弗洛伊德到底管不管用，这个问题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弗洛伊德。
如果电影中的沃尔特不是从“悲催的童年”开始，而是说：“我们一般从童年谈起，你不妨说说看”，他应该就不会受到科尼兹的嘲弄，甚至有可能自行发现这个魔头成长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