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故事需要孩子自己书写

纳撒尼尔·霍桑 ¹ 的短篇小说《威克菲尔德》，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某天，一个“姑且叫威克菲尔德”的伦敦男人，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住进了自家相邻街道的出租屋，整整 20 年后，才又突然回到家里，平静而淡漠，“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

这个故事的“怪”，在于它挑战并挫败了一般人内心里对某种基本生活范式的理解。我们隐约感到，有些本该属于主人公的生活，并不在故事里，而是退隐到人所不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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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孩子的生活，也不在他父亲代为完成的生命书写里。

某就读于美国名校的学生突然离世。媒体推断，很可能死于自杀。

孩子的父亲在培养他成长的十几年里，一直秉承“一切为了孩子”的宗旨，将独特的教育理念贯彻始终。不但如此，还事无巨细地将孩子的成长记录下来，发到网上，写下了近千篇文章，以平均每天 32 张的频率，拍摄发布了 20 多万张照片，累积点击上亿次，吸引粉丝上百万。

“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成长”，他辞去企业高管的职位，放弃稳定和高薪，卖掉市区的房子，与孩子一起搬到郊区农庄生活；在孩子 3 岁前，只用英文和他沟通；4 岁，和他玩“装聋游戏”，孩子只能用纸笔表达需求；8 岁，进行“生活技能考试”，将近百人的吃喝饭菜要孩子独力承担，不得求助；模拟出火灾，将孩子独自困在房里 10 天，只提供有限食水……

他也做了一些或许是某些父母想做却自觉无力去做的事。比如：

借钱让孩子上年学费 20 万的私立中学；10 年里每天每餐给儿子做菜从未重样；与孩子一起造很多东西，一艘船、一座花园、一栋树屋，还有沙池秋千、足球场、狗窝等等。

孩子长大后，也成了令人艳羡的“青年才俊”，那些广角镜头都无法尽数收入画面的奖状、奖章和证书就是“明证”。

正因如此，孩子的逝去，挑战了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朴素因果。旁观者最容易产生的疑问或许就是：这样优秀的孩子，为什么会选择去死？不过，鉴于有限的信息，我们其实没有证据把孩子的死和他父亲的教养绑定起来——这只是我们脑补的因果关系，我们应该只就孩子父亲的教育理念、教养方式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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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念，这些教育方式表明，孩子的父亲很可能与某些指责他的人一样，是一个相信教育万能的人。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有一段经典的话：

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环境，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养育他们，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他们训练成为任何一种人——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乞丐或者强盗。

这位父亲对孩子的培养，就像是从华生的理论获得灵感而创出剧本，以孩子为主角，忠实地搬上了现实的舞台。

父亲为孩子精心设计的种种“课程”“游戏”“训练”，显示了一位人生故事创作者的苦心孤诣，十余年坚持不懈地传播，也令人领会到他内心的自信与期待。

在这个被父亲所讲述的故事里，孩子貌似也过得很好，他一步步走向优秀，为父亲的展览提供了各种资源——成绩、奖品、荣誉和相片上一成不变的阳光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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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有一个忍不住的问题：这个孩子，除了优秀，还有什么？

在这个被很多父母明里暗里视为偶像的孩子身上，我感知不到一个完整的人理应具有的某些东西——或许是某种能够失误、能够犯错的能力；能够有些缺憾、有不足的能力；又或许，是能够自然而然地表达“喜怒忧思悲恐惊”的能力；能够不那么阳光，甚至允许自己脆弱的能力。

记得小时候，语文老师们最爱出的作文题就是：“记一件好人好事”。现在想来，这实在是一个超高难度的题目——因为它只给你一个向度，你的确可能会写出一个好人，好得无以复加；但你很难写出一个真人，真得实实在在。

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几乎所有感人的文学，不是写好人做了坏事，就是写坏人做了好事，写好人好事或者坏人坏事的，反都意味寡淡。比如金庸的武侠，就比梁羽生的武侠好看，因为梁先生笔下，一般都好人恒好、坏人恒坏，金大侠笔下的人物就不一样，符合我们对一个真人的理解，说得直接点——他们更像我们自己。

让自己完整比让自己完美重要得多。 在父亲代为讲述的“成长故事”里，我感知不到一个丰盈的孩子，他就像一个“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 ² 有一本名著，书名就叫《单向度的人》，这本书批判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如何压制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制造出流水线产品一样的“单向度的人”。西马经典作家的方向是资本、商品对我们的异化，然而推动这种异化的力量，往往是我们自己。

在我们这个时代，教育已然背负了太多教育本身无法承载的期待，在这种不切实际的幻觉驱动下，我们不自觉地掏空了一个孩子作为人的所指，令我们的孩子坍缩成了一个永远指向优秀的符号。父亲故事中的孩子，令人不得不想到这种“工业设计感”。

04

Life is a story，该如何去写好这个故事呢？

或许应该要考虑谁来写和如何写。

这两个问题，彼得·威尔 ³ 的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 1998）已经都给出了答案。这位父亲可以说像极了电影中那位楚门系列剧的总导演，只是很可能他并没觉察到，他全情投入书写的故事，本该由孩子自己书写。所以，他一直坚称自己“无条件地尊重、认同、接受”孩子的一切决定。然而，我们很难分辨他究竟是真的如此，还是在重复某个不断自我证实的预言。

在他的叙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孩子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意志。我们不禁会想，如果电影中那位导演更高明一些，连楚门的思想都设计好，通过某种类似投射 - 认同 ⁴ 的机制，让楚门以为那就是他的自由意志，这场大梦很可能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多年以后，楚门在那个天堂般的人工岛上，“幸福”地逝去。

何况，果然是真的“无条件”吗？

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人获得的无条件尊重和顺从比皇帝更多。在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1987）中，贝尔托鲁奇 ⁵ 用他敏锐的镜头语言诉说了一个被“抛”到紫禁城里的孩子的错愕、恐惧和迷茫。

登基大典钟声响起，昭示着他已成为天下最具权势的君主和最为孤独的囚徒，那个孩子本该在多维度展开的生命历程，自此在空旷而又逼仄的紫禁城中戛然而止。父亲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些被他制造出来的困窘，那些“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的教养环境，本身就是最严苛的条件。

在象征意义上，父亲下笔伊始，作为一个“真”人的孩子已经死去——他被“抛”进父亲的故事，作为一个角色，继续他的余生。

当然，如前所述，由他人代为书写的人生故事，与被书写者的糟糕人生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正如电影中楚门其实一直过得还不错，甚或如那位导演所说，外面的世界可能更虚伪、更危险，还是这里更好、更适合。

但楚门最后依然选择了要走出那扇隔绝了“被设计的美好”与真实世界的门。

这部电影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此，如果楚门的处境像《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1994）中的主角安迪一样，我们就难以判断他的逃离是为了直面某种并不确定的真实，还是为了摆脱难以承受的苦难。

这似乎表明，我们对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假设，仍然很简陋，人们可能更想去融入一种（至少对自己来说）更为真切的体验。

叙事疗法的祖师迈克尔·怀特 ⁶，曾经问一位有自伤行为的来访者：“对你来说（用刀子割自己）还好吗？”来访者表示，对怀特的这个问题很吃惊，因为大多数人都劝她不要那么做。怀特坚持：“我并不打算这样。”最后，来访者终于说出了她的感觉：“我看到自己的血流出来的时刻，也是我唯一感到释然的时刻。”

这种更为真切的体验，或许就是某种可以和生活“肉搏”的感觉，可以发现“我还在此存在”感觉，哪怕这种发现，要以割伤自己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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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会主张将原创自己人生的权力交还给孩子自己，让孩子做他人生故事的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这个比喻同时也意味着，家长可以并应该成为第二、第三作者，但不能剥夺孩子的主创权。这就像一位合格的导师，可以并应该和研究生讨论他遇到的各种问题，讲解并维护研究的各种既定规则，给予某种方向性的指导，但他不能替他的学生开题建模、收集数据、写作答辩。

主张父母不要做孩子人生故事的代笔，还有更科学的理由：生态效度 ⁷ 差。一种理论面对另一种理论，可能显得精巧动人，可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活，任何理论都注定是简陋而苍白的。比如，在精神医学的框架里，天下所有抑郁症患者都得了同一种病，而在咨询师眼中，每个抑郁症病人的抑郁都不相同，也注定都不相同。

因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世界本就不同。按照某种程式设计出来的孩子，如果有一天站在广阔的、真实的世界面前，会是怎样的感受？或许他会感到惊奇，感到迷茫，或者绝望，当此时，或许他们能体会到，无论父母的设计多么地精心，实验粒度有多大，也不可能穷尽一个孩子将要面对的那些天高地远、渊深海阔的人生。

所以解决办法就是，让孩子融入更广阔的、更真实的生活世界，尊重他自我探索的权利，生活会教会他们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之所以不说教会孩子适应世界的能力，是因为那样的话，我们似乎又认同了孩子父亲投射给我们的东西——比如他试图构建孩子韧性的那些“游戏”，那些“模拟”，仿佛我们真的可以只看教材就学会游泳一样。

你可能会发现，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院系科班出身的反而不多；一个立志投身写作事业的人，学会了 M 多理论、N 多技巧，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仍然差强人意；咨询这个领域，就是学了大把技术，依然做不好咨询；再说普遍些，就是那句很多人嘴边的自嘲：听了无数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然而，这一生，你真的“过”了吗？

有人说，知识多了是一种障，此言不虚。然而我觉得，这并非要我们放弃求知，而是要觉察和重新审视那些被理论、经院、门派、利益种种所异化的知，同样这也不只是一个知识多寡的问题，而是去追问我们求知的发心是什么？

对某些人而言，放下功名利禄、爱恨情仇乃至生老病死，反而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反倒是放下某种被异化、却又为社会称许的知，让我们的求知欲也一样回归本真。 所谓“不虑而知者，良知也；不学而能者，良能也”。

知识是为了让我们趋近那种“自由、自在、自得”的本真生存，而不是让我们自负地以为只靠知识就可以设计出某种实在的美好——如果我们真的这么以为，就已经走上了一条路，一条与美好南辕北辙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