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指的是为了更大的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利益。在中国，一个流行很广、令很多父母“恍然大悟”的说法是：延迟满足能力强（更愿意为了远期更大的收益而放弃眼前收益）的孩子，将来会更有“出息”。
这造就了一些刻意拒绝孩子的父母，其中很多人，终于把孩子养成了他们不愿看到的样子。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对某种专家声称的“能力”，很多人还没了解“是什么”“有没有”，就已经去想“怎么办”了。
历史
“延迟满足”源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瓦尔特·米舍尔（Walter Mischel）设计的“棉花糖实验”。
米舍尔招募了斯坦福附属幼儿园里的 600 多名 4-6 岁的儿童，研究者将他们分别带进单独的房间，屋内桌上放有 1 颗棉花糖，他们被告知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 15 分钟后再吃，如果选择后者，可以再获得 1 颗棉花糖。结果是，大约 2/3 的孩子坚持了不到 3 分钟，就吃掉了棉花糖。
米舍尔对这些孩子的跟踪研究持续了近 30 年。他发现，相对于当年那些选择等待的孩子，选择马上吃糖的孩子学习成绩较低、注意力不集中、人际关系差、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
这一实验，其实一开始就有争议。2018 年，纽约大学的泰勒·瓦特（Tyler Watts）、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格里格·邓肯（Greg Duncan）和权浩南（Haonan Quan）在《心理科学》上发表了《再论棉花糖实验：对早期的延迟满足和后期成就联系的概念性重复研究》（“Revisiting the Marshmallow Test: A Conceptual Replication Investigating Links Between Early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nd Later Outcomes”）。三位研究者从全美选择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 900 多个样本，并且控制了家庭环境、教育方式、早期认知能力等更多变量，最后发现，所谓“延迟满足”和孩子未来的成绩、行为表现没什么关系。
他们更为人称道的一个成果源自对经典“棉花糖实验”的一项改动：
实验前，他们将孩子们随机分成两组，让他们用蜡笔画画。研究人员告诉孩子们，先暂时用旧的蜡笔，等一会儿会给他们新蜡笔。此后，一组研究人员真的拿来了新蜡笔，而另一组研究人员说自己忘记了，没有拿来新蜡笔。此后，孩子们正式接受经典的“棉花糖实验”，结果显示：此前得到新蜡笔的孩子通过测试（选择等待）的比例，要比没得到新蜡笔的孩子高 4 倍。
由此，这几位研究者相信，孩子未来的成就，与其说是取决于“延迟满足”能力的差异，不如说更多地依赖成长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比如，信守承诺的父母。
误读
以上这些都是不得不交代的背景，网上随处可见。然而，同样随处可见的，还有对“延迟满足”的种种误解。
很多人仍对经典“棉花糖实验”的结论深信不疑，想当然地人为制造延迟满足的情境，也就是故意不去满足孩子，以为这样就可以“培养自控力从娃娃抓起”。
另有不少人或许已经了解到泰勒等人的实验，对“延迟满足”抱有怀疑，然而却又产生了另一种观念：“延迟满足是家庭贫富差距造成的”。这种观念的逻辑是：穷娃娃一直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所以表现出延迟满足能力不足；富娃娃则一直要什么有什么，所以足以抵御棉花糖的诱惑。因此就有了“延迟满足的前提是充分满足”的说法。
看起来也有几分道理。
然而，米舍尔的实验选择的都是斯坦福附属幼儿园里的孩子，几乎都是斯坦福的员工子女，家庭经济背景并非差异很大，而恰恰是趋同的。这意味着，经典“棉花糖实验”的“偏差样本”反倒恰好控制了贫富差距这一变量。
泰勒的“新棉花糖实验”也没有强调家庭贫富的作用，家庭经济状况是作为家庭环境的一部分加以考虑的。这个新实验最为出彩的情节，上面已经说过了，是用“蜡笔小插曲”凸显了成年人信守承诺的作用。理论上，这与贫富状况也没有直接联系，杨白劳没钱给喜儿买花，“扯上二尺红头绳”也是可以的。所以，关键不是“要嘛给嘛”，而是“说话算数”。
道理
为什么遵守承诺的成年人会影响儿童所谓的“延迟满足”能力呢？
显然，面对一个重信守诺的成年人，儿童提升了对获得更大的远期利益的信心。
实话说，这个实验不过是说出了其实每个人都懂得的道理。 要让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儿童为了更大的远期利益而放弃眼前利益，就得让他相信这种更大的远期利益确实可以得到。
一个人的安全感，源于他相信未来可期。
那些为孩子创造了稳定预期的家庭环境，造就了孩子所谓的“延迟满足能力”。
换做成人，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古代流民盗匪的重灾区，频繁地洪水泛滥导致那里的居民难以坚持春种秋收的农业生存模式，必然倾向于选择短期策略。
一个人预期将来股市会跌跌不休，当然要急于清仓退场，大 A 超短线如此之多，一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竞相踩踏，无非是人们面对特殊环境、特色环境，综合考量利弊而做出的策略选择。
古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今人说“吃得苦中苦，将来会更苦”，判断迥异，但却都是环境给人的“教诲”或“教训”。
结论
在某种意义上，“延迟满足”固可称为一种能力。我们褒扬“吃苦耐劳”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在称颂“延迟满足”，贬低“即时满足”。
然而，“延迟满足能力”往往在人对远期利益抱有稳定预期时，方才表现出来，而这种稳定的预期来源于为其提供生存发展信心的环境。即使是年纪很小的儿童，面对诱惑是否选择“延迟满足”，也与家庭环境高度相关。米舍尔后来反思自己的实验，也认为“延迟满足不是一种天赋”。
然而，即使我们仅把“延迟满足”当作后天习得的能力，其作为一种环境应对策略的意义，也比其作为一种能力的意义更加重要。
当一个人对未来的增量回报具备足够信心时，如果他依然选择“即时满足”，或者难以忍受“延迟满足”必须的等待，那么，可以说他的“延迟满足能力”不足或受损；反之，如果选择“延迟满足”是不可能的，或者没有证据让人可以对未来的增量回报抱有信心，此时人们即使选择了“即时满足”，也不能因此判定他们的“延迟满足能力”较差。
泰勒等人的实验证实了儿童在“棉花糖实验”中表现不佳，很可能是因为缺乏判断追求远期利益是否可行的线索。通过简单的引导，看似儿童很快习得了更好的“延迟满足能力”，但也可以说因为看到回报可期，更多的儿童“选择”了延迟满足自己。
显然，后面的解释更加合理，因为既然是一种能力，甚至一度被认为可以决定儿童今后成就的能力，就不是实验这样短的时间内可以提高的。
由此亦可见，一个人后来的成就，与他儿时如何面对棉花糖诱惑的相关性，委实微乎其微。 实际上，随着一个人逐渐成熟，并投身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所谓“延迟满足”，就越来越不像一种“只要我想，便可以使将出来”的能力，而更像是“环境允许，我也有信心，一切前提都已具备时，我便可以发挥”的一种能力。
事实上，比起“延迟满足”，更应该被人们推崇的能力恰恰是：总是能够对环境与趋势做出合理评估，从而灵活地选择长期或是短期策略。延迟满足也好，即时满足也罢，人生总是选得恰如其分，活得恰到好处。